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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历史给明朝的最后一个机会
作者:匿名2019-11-09 07:25:00

徐光启,上海人,是自李时珍以来明朝又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出生于嘉靖四十一年的1562年。他的父亲是一个小商人,家里只有一小块土地,但他的生活并不轻松。因此,徐光启从小就从事农业生产,这对他后来的成长影响很大。

明朝持续了277年。有80人或更少的人加入了内阁并掌握了首相的权力。

然而,在277年里,只有一位科学家用英文命名,成为天主教徒,写了一本关于农业的完整的书,没有其他人。拿任何数学书。点、线、面、直角、四边形...这些名词都是徐光启翻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徐光启已经影响了400年的历史,并且注定会影响更多的中国人一代又一代。

如果我们能赶上大明王朝检查我们的账目,徐光启的数据将会非常好。徐光启,男,1562年生于松江府(今上海)。他以前叫紫贤和胡璇,他的英文名是保罗。他的宗教是天主教。

问题来了-

在环境上,明代松江府是一个小地方,几百年后与国际大都市并不相称。至于他的家庭背景,徐光启的家庭环境不好。他的父母是耕地的农民,他们希望他在学习中获得荣誉。在这种背景下,徐光启从哪里有机会认识最现代的传教士阶层,了解中西思想碰撞的最新火花?

答案是:申请一次。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31岁、有12年教学经验的徐光启受聘在广东韶州(今广东韶关)教书。在家乡经历了多年的自然灾害和多次科研失败后,徐光启转而在遥远的地方谋生。这种向南的运动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明代的广东是一个沿海贸易地,有许多国际友人。韶州老师徐光启会见了他的第一个传教士朋友,意大利传教士拉扎罗·卡塔尼奥(Lazzaro Cattaneo)。这两个人的相识对中国科学史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徐光启从拉扎罗·卡塔尼奥那里学到了天主教教义和西方科学知识。这是多么有启发性的影响啊!可以想象,我们的徐老师,面对天文学、数学、测量学、武器制造等等,在一阵阵眼花缭乱之后发出了由衷的叹息:上帝,外面的世界真奇妙,我怎么能活得太无奈!

因此,徐光启决定邀请拉扎罗·卡塔尼奥(Lazzaro Cattaneo)在家乡布道。西方传教士正式登上上海舞台。天主教会也向勤奋好客的徐老师敞开了大门。徐光启38岁时,他终于在去北京参加考试的路上遇到了著名的耶稣会士利玛窦。

三年后,四十岁的徐光启不仅逐渐登上了科举的阶梯,而且在宗教信仰上找到了坚定的方向。在南京市,葡萄牙传教士罗如健庄严地站着。在他面前,徐光启接受了虔诚的洗礼,并获得了他的教名保罗。他的好朋友李志钊和杨廷俊也在等待上帝的接受。

三人皈依天主教的消息立即在政府和农村引起轰动,被称为明代天主教的“三大支柱”。

徐光启对西学的热爱无疑得益于他的朋友。与两个世纪后西方传教士在殖民地玷污的形象相比,徐光启认识的传教士朋友是如此迷人。他们是一群以同情和智慧凝视世界的圣人,崇尚忠诚、孝顺、爱和康复。这与中国的儒家思想有多么相似。徐光启不崇拜上帝,而是崇拜他的朋友传教士,他有自己的国家,但真理没有国家。它可以用来“补益王华,控制儒学,拯救佛法”。

更重要的是,《八股文》的仕途并没有抹去徐光启敏锐的触觉。他已经看到这群朋友有中国儒家所没有的特点:他们在通过科技学习和复兴国家方面有专长。当时,明末海外贸易发展迅速,社会思想多元化。然而,政治日益衰落。女真军队向前推进,农民起义的火焰熊熊燃烧。徐光启深切地感受到,只有重视农民和士兵,提倡实践,明朝的虚弱气息才能得以延续。

徐光启的账本,如果只有英文名字和信仰,就不会那么令人震惊,关键是——度:进士;职位:文渊礼部部长兼文学学士。

明朝没有总理时,内阁大学生,俗称“内阁长老”,实际上掌握着相的权力。

名字是否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都没关系。首相的权力是以同样的方式改变事情。

徐光启是松江一个小地方的穷儿子,坐在这个位子上真不容易。

第一步,19岁的徐光启被录取为学者,因此他摆脱了务农的命运,可以在私立学校教书谋生。这种教学持续了16年。直到他认识了焦红,一位欣赏他的历史学家和老师,他才与《泰晤士报》和解,赢得了人民币,迈出了第二步。当他被万历进士录取时,他已经42岁了。唉,官方三部曲终于完成了。

到达北京后,徐光启首先在皇家科学院建立了一个前哨站,然后在礼部任职。从万历、太仓、天启到崇祯,皇帝不断变化,他的官员做得不好。有三次起伏。然而,只要信奉上帝的技术官员徐光启在位,他就没有那么多醋和醋。他卷起袖子,努力工作。他的目标是一件事:关心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怎么做?农业和国防,两只手。

在阅读军事书籍时,他练习武术,引进和模仿红色野蛮人大炮,训练武器营,加强首都的警戒和训练。天津在忙于建设水利和科技发明的同时,还开辟了稻田,改造了军营,推广了高产作物。这些技术问题对他来说一点也不难。水文、地理、测绘和武器制造等西方技术终于派上用场了。虽然垂死的明朝不可能东山再起,但至少对人民的生活和军队的防御是有益的。

徐光启执政的最大成就是编纂了崇祯历书。

由于秦田健(由明朝官员签署,负责天文观测和制作历法)不允许计算日食,崇祯皇帝召回了三代退休老兵徐光启,并请他主持历法改革。70岁的徐光启以很高的热情参与了各种调查和编辑工作。他的国际友人汤若望和邓韩愈也加入了进来,并有大量年轻官员担任助手。由于注意力过度集中,徐光启也不小心从天文台掉了下来,腰部受伤。最后,皇帝不辜负他的期望,这本以西方天体理论为指导的历书终于完成了。

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崇祯是明朝的末代皇帝,国家已经陷入混乱。召回一名高级官员只是为了一本年鉴。这本既不能战斗也不能拯救流离失所者的历书已经成为徐光启的成就。政府有没有本末倒置?

事实证明,天文历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崇祯和徐光启都把它视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使命。因此,历书编纂完成后,崇祯皇帝要求大臣们充分讨论,直到明朝灭亡前的1644年才颁布。清朝进入中原后,顺治皇帝也认为这本历书很好,直接改名为“西方新法历书”,在世界各地发行。

值得一提的是,天主教的纪律也很好地约束了徐光启的“官德”。当他以礼部大臣、文远馆大臣和太保皇太子的杰出身份去世时,他的家人整理了他的寝具,发现了一个破烂的床垫,因为他一生使用的水壶正在漏水,随着时间的推移,床垫被沤成碎片...

徐光启本质上是一个科学天才。

让我们看看,19岁的学者,35岁的举人,42岁的进士,他忙科研有多久了?然而,他的科研生涯并没有受到长时间的考试和繁忙的行政工作的影响。《农业管理书》如期出版,他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

应该说,这得益于他的童年和他的传教士朋友。

出生在社会底层的徐光启从小就尝到了耕田织布的艰辛。他经常帮助父亲在田里做农活。他还从其他老农民那里学到了技术,并从棉花顶部分支出来。产量比以前高得多。小小的童心受到启发,对自然科学产生了兴趣。

照片:徐光启和利玛窦

后来,他结识了利玛窦,并深刻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对富裕国家强兵的积极意义。他放弃了诗歌和歌曲,恢复了童年的爱好。他可以在天文学、地理学、水利和测绘方面自由旅行。

他对科学技术的贡献应该从红薯开始。

父亲去世的那年,江南洪水淹没了农田。徐光启已经是一名朝廷官员,他回家孝敬父母,非常担心:如果其他作物不能及时补种,来年肯定会发生饥荒。就在这时,一位朋友提到,一种高产作物甘薯是从国外进口到福建地区的,非常容易生存。徐光启动了他的心,立即要求他的朋友们带些幼苗去开荒试种。这的确是一个好收成。所以他把自己的种植经验汇编成一本小书,寄给了邻居。甘薯最初仅生长在福建沿海,因此在江苏和浙江省推广。

几年后的初冬,哀悼后不久回到朝鲜的徐光启对他的大臣们非常生气,他报告说生病了,并去天津继续种植红薯。他利用地窖保温技术成功地将这一高产作物品种引进寒冷的北方,地窖贮藏法在北方仍在使用。

徐光启在天津的时候,他看到当地的农业种植水平不高,导致了军粮供应短缺和民生困难。他还在房山县和涞水县找到了开沟种植水稻和进行各种农业试验的方法。

官场的日子已经多年不太平了。很快,太监魏忠贤大权在握,徐光启拒绝势利,被非法拘禁,再次退休。这一次,他只是回到上海,系统地扩展、回顾、编号和整理了多年积累的农业数据。这是著名的《农业大全》。

然而,当几个人读这本书时,他们可以认为这样一个中国传统农业耕作技术的综合集合实际上是由当代的一位首相写的。

然而,徐光启的科学成就远不止《农经》,泽及其后代的科学成就也绝不仅仅是《崇祯历书》。他的翻译天赋和《几何原本》的中文版让几代中国人受益匪浅。

徐光启通过进士考试后不久,他曾拜访利玛窦。利玛窦(Matteo Ricci)表示,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有一本名为《元素》的拉丁文书籍,该书在欧洲影响深远,但很难将其翻译成中文。徐光启说:“既然有这么好的书,如果你愿意教我,不管有多难,我都会把它翻译成中文。”

在接下来的一年多里,徐光启一离开翰林院,就来到了利玛窦,利玛窦在那里讲述,徐光启翻译。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名字从无到有的翻译完全取决于徐光启的理解和创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徐光启的许多译名都非常恰当。点、线、直线、曲线、平行线、角度、直角、锐角、钝角、三角形、四边形...数学教科书中这些熟悉的术语是徐光启在400年前决定的。到目前为止,它们不仅在我国使用,而且还传播到朝鲜和日本。

用了一年的时间把原始几何翻译成六卷,并印刷和分发。徐光启抚摸着这本书,感慨道:这本精彩的数学书在未来的一百年里肯定会成为世界上所有学生必读的书,但到那时已经太晚了。

但是历史比他预想的要悲伤。

随着明朝的灭亡、清朝的建立和政权的更迭,科学再次陷入了困境。这本书的后半部分不仅翻译延迟了,甚至他已经翻译过的前半部分也不再出版了。只有在清末废除科举和建立新学校时,几何学才成为学生的必修课。这比徐光启感叹的“一百年”晚了将近200年。

遇到了同样的命运,徐光启的《崇祯历书》。虽然他的密友西方传教士汤若望尽力保存和推广历法,但他再也无法鼓励清朝皇帝将欧洲最新的“日心说”引入中国并修改历法。再过100年、200年甚至300年,刚刚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天文学又一次被抛弃在遥远的地方。可以浪费多少百年的历史?

幸运的是,1633年,徐光启闭上了他那双明亮的眼睛。在他的一生中,他没有看到他的政治理想和技术理想的崩溃。

只有历史给了明朝最后一次复兴的机会,但它没有被统治王朝所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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